峥嵘志小小徽骆驼的植物学人生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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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褐海藻摄影：康宁

熟悉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人，不论古稀老人还是孩童，大多数都对《植物世界》展厅里巨大的褐藻标本念念不忘。说起来，这条“大海带”还真的是北京自然博物馆最具“重量级”的标本之一。不仅仅因为它长近三米，由叶片、柄、固着器三部分组成且保存完整，而是因为它与这座博物馆“同龄”，是年制作第一个植物陈列时征集而来的。而它，以及当时几乎植物陈列里每件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都与一个人分不开，那就是曾经的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学家、植物研究室主任——陈绍煋先生。

陈绍煋（.12-.07.19）

坎坷求学路

陈绍煋，年12月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小康的徽商家庭。他家位于城内斗山街上，对门是康熙年间任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府邸，隔壁许府则是清主张严禁鸦片的许球后代府第。陈绍煋的父亲尽管从商，但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在其上学之前，由当乡村教师的陈绍煋的外祖父以《三字经》里的“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四句为其“破蒙”。

陈绍煋7岁进入私塾，第二年转入杨光先后人杨宝鑑开办的育才小学读书，后进入歙县县立第一小学。年6月以第二名成绩毕业，考入徽州中学就读。他在徽州一中完成了自己初中和高中的学业。在此期间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影响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家庭，陈绍煋也经历了几乎失学的困境。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和学习环境十分艰苦，甚至在敌机空袭中冒着生命危险奔跑躲避，但是徽州中学一批师出名门且坚持教学的优秀师长，如师承国学大师吴承仕、被尊称为“鲍老夫子”的语文教师鲍幼文，毕业于金陵大学西语系、也是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的英语教师朱家治，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冯志远老师等，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为学生们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图书馆协会合影图源：《东南大学报》

陈绍煋直到老年，还能够背诵语文老师鲍幼文的诗作“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儿何者为英雄。世间有事皆当作，天下无坚不可攻。”数学老师冯志远使用英文教科书，并以英语授课，为陈绍煋的英文水平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些优秀的教师为陈绍煋及其同学们升学、专业成长以及一生做人都起到了表率作用。

年7月至年4月，高中毕业后的陈绍煋在歙县县立徽城镇小学担任五、六年级数学和五年级语文教职。在外出求考多个大学遭遇意外阻碍后，陈绍煋返回家乡，考入当时迁至屯溪的上海法学院经济系短暂学习。之后为了进入当时迁入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就读，年12月27日陈绍煋再次踏上求学之路。

民国时期国立复旦大学大门图源：网络

然而1个月后当陈绍煋抵达昆明的时候，早已错过西南联大先修班招考时间。6月报考大学关键时候又因为伤寒失去了进入西南联大的求学机会。之后陈绍煋先生在滇缅公路工程局、公路总局第一工程总局等单位任档案管理、秘书等职，直至年终于在上万名考生中以第5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生物系录取。

大学期间，生物系课程《植物形态学》由藻类学家饶钦止讲授；《普通植物学》、《植物分类学》由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理学硕士钱崇澍教授讲授，钱教授是第一篇植物分类学论文作者，也是第一篇植物生理学论文作者，还是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首篇论文作者，在植物界威望极高；《细胞学原理》的教授则是中国动物学奠基人秉志。钱崇澍与秉志均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饶钦止也是院士候选人，可见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系师资阵容之强大。

前排左二钱崇澍左四饶钦止图源：网络

图注：年4月9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陪同下访问迁至四川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时，与研究所同仁的合影。

年，陈绍煋大学毕业分配至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任实习编辑。年，科学普及局并入文物局。应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裴文中提名，陈绍煋被调入中央自然博物馆参加筹建工作。

新中国第一个植物陈列

在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工作期间，陈绍煋先后参与了“中国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展、“农产资源”展、“台湾展览”等设计提纲和展览制作。这些展览是自然博物馆最早期展览，但是获得了极大成功，不仅观众们一致反映很好，当时陈云、邓小平多位国家领导人，陈毅等四大元帅以及中宣部部长周扬等人先后前来参观。

quot;祖国自然环境与矿产资源展quot;展厅

年自然博物馆天桥新馆建成开放，随后不久馆名由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改为北京自然博物馆，陈绍煋负责植物研究室工作。他带领科室人员着手植物陈列设计，决定要重点阐明植物界的系统演化，植物陈列的内容由高等植物器官及其发展趋势、植物界进化、植物的改造和利用三大部分组成。在中科院的海洋所、微生物所、云南动物所，以及北大生物系、中山大学生物系等单位的帮助下，获得了3米长的海粟子、特大海带和裙带菜等珍贵标本。年秋，植物展览如期展出，著名植物学家杨衔晋称赞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植物陈列馆”。

植物陈列展厅（年代）供图：高源

年，陈绍煋又主要负责了植物陈列二馆“中国植被馆”的设计工作，并与植物室同事全国各地收集寻获植物标本。在中科院植物所、云南植物所、地理所、海南热带作物研究所、西北植物所，以及吉林师大生物系、林科院、林业部等支持帮助下，历经一年时间该陈列终于制作完成，顺利通过审查并对外开放。展览中的东北针叶林、毛竹林、热带雨林、内蒙古草原4个布景箱，均使用原生产地采集征集来的标本制作而成。

植物陈列展厅（年代）供图：高源

展览还将林业部从各林区征集来的数十种木材标本一端削成斜面，以展示树皮、边材和心材，并配合该树种全株照片、国内分布图，采取了多种手段、集中展示的形式来介绍中国林木种类及分布等知识。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前来参观，得知这个展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制作完成，对陈绍煋说：“你们太辛苦了！”年，陈绍煋主持了植物陈列的修改工作。

北京自然博物馆早期各阶段陈列简介

年1月-年7月，已经古稀之年的陈绍煋又参与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陈列的第三次修改。随着学科发展，这次重建内容上更加注重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的原则。此次改陈得到了中科院植物所专家、北大植物学专家、药物所专家以及海南中国热带作物学院、华南植物园等大力支持。年7月中旬重建后的植物陈列对外开放，在森林生态系统展示区，一个特大的热带雨林生态景观让观众可以在其中走来走去；陈列中还设置了多个多媒体设备，观众触摸即可出现相关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些设计理念和展陈手段在当时还是比较新颖的，借鉴了世界上先进的博物馆陈列技术和科学教育理念。

第三次改陈后的植物陈列供图：徐景先植物陈列中热带雨林景观供图：徐景先

野外科考充实馆藏

自然博物馆自年成立开始，即定下经常性采集标本工作的方针，从零开始，从第一个标本采起，借图纸学习制作第一批标本柜。为给设计制作中的“中国植被馆”收集足够物种标本，陈绍煋开始了遍及全国各地的野外采集工作。年陈绍煋与同事先后前往长白山、西双版纳、吉林、峨眉山等地，为“中国植被展”提供了充足的标本展品，并为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标本收藏打下了一定基础。

植物展厅里建馆初期的植物标本

年和年，陈绍煋先后两次参加中科院登山科考队托木尔峰科学考察。第一次天山南坡台兰河谷科考历时58天；第二次科考历时5个月。两年科考共采得植物标本号，其中首次在该区发现的星叶草引人注目，反映了托木尔峰地区高等植物与东亚区系植物的联系。标本经植物室及中科院昆明所、华南所、西北所及南大、川大、复旦、内蒙古等大学植物专家鉴定，高等植物80科属种，其中种子植物62科属种，后完成8万余字的《天山托木尔峰地区植物区系调查报告》。

图1

图1陈绍煋（前绿衣戴白帽者）在托木尔峰北坡采集植物标本图源：《托木尔峰科学考察》/新疆人民出版社

年陈绍煋主持承担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珍稀濒危植物研究”项目，在该项目基础上开展了标本收集，在中科院植物所、华南植物园、南京林业大学、杭州植物园、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川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和个人帮助下，共征集、采集到珍稀濒危植物标本属种，计件。

自然博物馆建馆以来，经过在北京郊区、河北小五台、浙江天目山、西藏珠峰、四川、山西五台山、新疆等地进行的采集工作，标本收藏不断得到充实。“到上世纪80年代末，标本室保存植物标本件，成为北京市18个大植物标本室之一。”

专业著述与研究成果

托木尔峰科考结束后，陈绍煋主笔或参与了《天山托木尔峰地区高等植物区系调查》、《托木尔峰地区的植物》、《天山托木尔峰地区高等植物区系的研究》、《托木尔峰植物考察初行》、《托木尔峰植物考察》、《托木尔峰的科学考察》等论文和文章。

摄影：郑钰摄影：郑钰

他还撰写并发表了《中国濒危植物主要类型的探讨》（英文）、《山西五台山植物区系分析初探》、《河北保护植物初选》等论文。陈绍煋参加了《中国原色本草图鉴》19卷（蔷薇科）编撰；参加了《中国植物志》38卷（牛栓藤科）编撰。后者出版后与37、36卷一起获得中科院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于年，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除了专业论文报告之外，陈绍煋为《大自然》、《植物杂志》等科普报刊撰写《竹子开花和大熊猫食物危机》、《保护未知的物种》、《托木尔峰植物考察初行》、《植物是怎样进化的——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陈列室介绍》多篇科学严谨又极具可读性的科普文章。

陈绍煋长期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植物研究室主任一职，还曾担任过北京自然博物馆自然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另外曾任北京植物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年7月19日，陈绍煋先生离世，享年93岁。

陈绍煋先生生前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被记者问及是什么精神指引着他取得丰硕的专业成果，他回答说：“我只是一只小小的徽骆驼！”他说：“所谓‘徽骆驼’是指其能吃苦耐劳，在外经商一辈子，像一群骆驼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上，走啊！走啊！我去过大西北，爬过天山，也骑过骆驼，在沙漠里不管风吹雨打，风餐露宿，向前走啊，走啊！”而无论逆境困境，都在苦苦追求着的每个向上的人生，是不是都有一些“徽骆驼”的影子呢？

（文章部分内容源自陈绍煋回忆录《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半世纪专业生涯》）